【RightsCon】NGOs 與科技公司合作的挑戰、全球數位共融的未來

由國際組織「 即刻連線 」（Access Now）主辦的 全球數位人權大會 RightsCon 2025 於 2 月 24 日在臺北國際會議中心（TICC）盛大開幕，為期４天。這是 RightsCon 首度在東亞地區舉辦，全球 超過 150 個國家 、3000 多名產官學界科技與人權專家、公民團體、商業領袖、政策制定者、記者、倡議者在臺灣共襄盛舉。

RightsCon 2025 總計包括 550 場會議、18 個數位人權主題、9 種線上線下不同的會議形式，深入探討人工智慧（AI）、網路治理、數位（性）暴力、數位平權、網路可及性、資料安全等科技對人權的影響。

本篇為 2/24 日開幕式的摘錄，以及 2/25 一場名為「 連結即援助：數位共融與數位資本主義 」（Connectivity as aid: digital inclusion or digital capitalism）的圓桌論壇摘要。

蕭美琴、鄭麗君致詞：積極建構良善、透明的數位治理

副總統蕭美琴在 開幕致詞中 強調，臺灣擁有強大的公民社會、開放的網路環境、透明的治理機制，深知網際網路和數位科技雖然能提升透明度、賦權於民，但科技發展帶來的困難，也同時考驗著臺灣社會的韌性和決心。

例如，持續不斷的網路攻擊和不實資訊戰，是我國面臨的迫切挑戰之一，隱私保護、監控和演算法的偏見等問題，在極權國家的威脅下也顯得更棘手。若從全球視角來看，許多國家／地區除了數位落差，也正面臨 AI 落差 。邊緣群體更缺乏足夠的數位工具和保護機制，難以獲得資訊、充分參與經濟社會活動。

行政院副院長 鄭麗君則指出 ，如今全世界正處於 數位科技的分水嶺 ，接下來可能因此更加邁向民主、開放、包容、多元的社會，但也可能因此更加倒退。

「政府的使命，就是在數位時代重建人權觀，建構良善的數位治理，」鄭麗君說：「我們需要再次定義政府義務、公民權和企業責任，同時透過公私協力和全球公民社會的努力，讓數位科技 為人與社會服務。 」

連結即援助：NGOs 與科技公司合作的挑戰

近年來，國際上有越來越多數位慈善計畫，致力於協助弱勢群體對外建立 連結 （Connectivity），並針對流離失所的群體（如難民）提供友善的數位環境、促進 數位共融 （digital inclusion）。

這些計畫往往由跨國科技公司、政府單位和非政府組織（NGOs）或人道組織共同合作，在發展中國家／地區推動相關技術和數位基礎設施，特別是由企業主導的 資通訊技術（ICT） 佈建。私人巨富基金會或大型科技公司因此在人道援助和發展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填補了各國政府的資金缺口。

例如，微軟在 2017 年推出的、運用 AI 解決環境問題的「 AI 守護地球 」（AI for Earth）計畫；或 Google 在印度農村針對婦女推動的、縮短數位落差的「 網路夥伴計畫 」（Internet Saathi）。

令人憂心的是，這些計畫雖然都承諾要促進弱勢群體的數位權利、建立友善共融的社會，但大型科技公司在這些計畫中經常占據主導地位，許多 NGOs 因為缺乏技術和資金，被迫仰賴大型企業的技術工具、接受他們的條款和方案，但這些工具很可能並不適用於各種服務，也不是根據 扶助對象的需求 來設計的方案。

例如，如今許多家庭已經不是典型的「一對夫妻和子女」這樣的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而是單親家庭或多元組成，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也不像傳統家庭那麼明確。但許多像 Salesforce 這類的數據庫都是根據核心家庭的概念來設計的，難以準確反映援助工作中複雜的家庭關係。

「就算我們在系統中把這些人登記為單親家庭，也可能因此出現計算錯誤和落差，使他們獲得不同的援助金。」一位 NGO 工作者說。

又或者，針對沒有地址的地區（如貧民窟）或非正式的社區（如難民營），或無法取得身分證明的難民，一般科技公司也不會特別設計相應的物流配送系統或現金發放機制（例如利用虹膜或指紋等生物辨識）。

此外，科技公司在跟 NGOs 合作時，常欠缺足夠的透明度，也經常出現倫理爭議。例如，在資料收集和隱私保護方面，比起關注人權，科技公司更常利用受助者的數據進行商業分析或行銷推廣，以援助為理由，逐步把「受助者」轉化為「消費者」，並透過援助金轉帳等機會，在過程中尋找信用卡或行動支付用戶，以拓展消費者市場。

LGBTQ+ 社群在數位時代的挑戰

「 科技出櫃 」（Out In Tech）是世上最大的、致力於為 LGBTQ+ 社群推動科技數位共融的國際社群，他們在 60 多個國家推動「 數位部隊 」（Digital Corps）計畫、打造安全的線上空間，這些國家至今都還把 LGBTQ+ 視為刑事犯罪。

「科技出櫃」副執行長高德曼（Gary Goldman）在論壇中說：「僅管很多人對科技持有末日論般的二元看法（全然的邪惡或全然的美好），但不可否認的是，科技的確在數位共融上有很大的貢獻，讓許多教育計畫得到巨大的成功。」

「但我認為重點還是在於我們如何設計計畫的細節。尤其許多計畫都是由企業主導 AI 或 ICT 的發展，過分關注如何拓展市場和消費者、使用者，而忽略了 永續和共融 。」

他舉例：「2022 年的巴西大選，WhatsApp 和 Facebook 上 充斥著不實資訊 ，甚至有人以此呼籲軍事政變；或者在衣索比亞，由 AI 驅動的審查機制因為對當地語言辨識不足，導致大量的仇恨言論滲透，最終在現實世界引發衝突和暴力。」

由 AI 驅動的內容審查系統也經常對 LGBTQ+ 進行過度審查，像「gay」（同性戀）或「lesbian」（女同性戀）等詞彙，即使從上下文來看完全合理、適當使用，卻經常被錯誤標註或被刪除；LGBTQ+ 社群也面臨 數位隱私 的風險，例如在線上進行身分認證或被收集個人資料時，被迫暴露身分。

為了解決 AI 的偏見，高德曼強調數位發展不該僅依靠演算法，而應該 納入在地的文化和語言專家 ，協助 AI 進行更有效的語義分析和內容審查，並且需要有人 長期投入發展 ，而不是只在選舉期間或企業公關活動的時候才被提出來討論。

「只有當這些科技軟體和數位工具能 真正反映在地需求 ，並且獲得資源發展時，才能讓科技真正佳惠所有人，而不只是服務特定利益團體。」

社會不平等與數位鴻溝何解？

根據統計，全球有 26 億人無法／並未連上網路，其中又有６成的女性居住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的發展中國家。在非洲，更只有 21% 的女性能夠上網 ，比例相當低。

現實中的不平等經常同步被轉移到數位世界中。 例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和社區，婦女或女孩往往沒辦法增進數位技能，因為她們必須負擔各種家務和勞動；少數群體的聲音也常被忽略，並且隨著科技進步，以越快的速度被忽視或受到傷害。

在非洲、南美等地，因為網路、數位設備和數位素養的不足，也加劇了社會不平等，特別是對女性、難民和少數族群來說。例如在烏干達，由 AI 進行的背景調查，常導致難民營裡的難民無法使用行動支付，或讓人權工作者難以取得工作許可。

一位實務工作者表示，NGOs 需要緊扣著「 以人為本 」的核心價值，在設計方案和導入數位技術的過程中， 納入當地社群的參與 ，並針對如難民婦女等弱勢群體進行數位技能提升，才能確保數位技術的適用性和兼容性。

另一名與會者則提到 語言落差 所導致的數位落差。大多數 AI 工具和數位技術都優先使用英文，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英文。尤其許多流離失所的難民都不會說外語，他們平常只會使用自己家鄉的語言。

「我的家鄉有 16 種官方語言，但每次要進行數位化時，都只有英文可用。這使得很多人在 NGOs 或相關單位導入數位工具、收集資訊時，都不完全理解現在在做什麼、交出的資訊又意味著什麼。」

「我認為關鍵在於 知情同意 ，也就是讓每個人充分理解資料收集的原則和用途。但想做到這件事，只有用在地的語言才有辦法實現。」

NGOs 的應對策略

有與會者建議，在如今的數位時代，NGOs 必須重新定位自己，避免把自己當作單純的資源接受者，而應該是計畫中的 策略合作夥伴 ，才能在談判桌上掌握更多主動權，而不是被動接受科技公司的條件。

跟科技公司合作時也需要靈活應對，同時又必須堅守組織的核心價值，以確保援助或發展的目標不會被商業利益稀釋。並且在選擇數位工具和技術時，可以多考慮不同的供應商，避免被單一科技公司綁定。

此外，科技公司通常希望藉由公益計畫來提升品牌形象、拓展市場，甚至實踐 ESG（環境、社會、治理）績效。 NGOs  可以反過來利用這些商業動機作為談判籌碼，並且在合作過程中，強化透明度和責任機制，確保受助者的權益不會因為商業利益而受損。

更重要的是，在設計數位計畫時，需要 納入受助者和社區成員 ，透過利害關係人的參與，才能確保數位工具真的符合在地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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