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段大寶的故事是這樣：國中時因為在同學家看A片打手槍，廣傳到被全班同學排擠霸凌，壓力累積後發病，確診思覺失調，頻繁進出療養院和醫院，逐漸與社會脫節，且從此畏懼親密關係。大寶在20出頭歲時，由八里療養院轉介來到北市康，慢慢練習把自己的故事說清楚，發展成劇作。
戲裡，飾演大寶的人代替他悲痛地講出真心話：「我也不喜歡自己…可是我不知道能去哪裡。我開始分不清楚什麼是真的，什麼不是。可是其實無所謂，我只是想知道，當一個人的世界裡，所有人都充滿惡意，該怎麼做，世界可以不要崩潰？」
排練時，他坐在我的腳邊不斷盯著手機上的一段文字背誦，口中喃喃有詞，渾身透露出焦躁感，簡直能化作黑氣從背上浮出。然而排練結束後，得知有記者想採訪，他開始非常興奮地滔滔不絕講述自己的演出經驗與心得，內容細碎雜蕪時序混亂。我和他交換聯絡方式，約好改天見面細聊。
殊不知沒有改天了。過一陣子，他不知何故又徹底失去興趣，對我們進一步的採訪邀約不置可否、已讀不回。我側訪計畫督導潘宗育，他說大寶是他們是花了好多年時間陪伴，才抽絲剝繭整理出他大致的輪廓和細節。那是個複雜的家庭關係，外人不便代言，只能簡略說明支援系統相對低落。他說：「大寶是有病識感的，有一年他在協會行政組上班，突然就找不到人了，後來才輾轉得知他自己跑去住院。住院這件事情對他來講很有安全感，他其實是在逃避壓力。」
生藝人計畫的表演指導陳姵如也說，大寶曾在團體分享：「如果那時候有人告訴我，我只是生病了，帶我去看醫生，會不會今天就不會變這樣？」戲裡也轉化了這一段，讓療養院的醫生俯身拍拍他的手，對他說：「不要怕，會沒事的。」也像暗夜行路時出現的一道光。
找到路回家了 媽媽以詩意方式共情接納
劇外，潘宗育和陳姵如大概就擔任了這樣的角色，同時期盼社會上能有更多人給予溫暖，至少使心智障礙者不再承受汙名。如同導演蔡朋霖所說：「去汙名不是要否定我們的不一樣，而是要去看見我們也有一樣的地方。」他們透過表演藝術發聲倡議，其概念也暗合了姚立群所說的「社會運動裡的藝術家實驗」。
所以潘宗育說，儘管生藝人計畫單從補助角度看，位置有點微妙，譬如申請的文化局補助類別是「少數族群」；或者有來自衛福部給「行前團體」的補助額，都沒關係，「我還是把我們放在表演藝術的位置上。」
生藝人計畫讓我想起近3年前澳洲背靠背劇團獲得國際易卜生大獎時，委員會的官方授獎誦詞說道：「背靠背的作品是革命性的，舉重若輕，具有挑戰性又親近觀眾，又怪又迷人。重點是，永遠把人放在首要位置。」
背靠背劇團以「神經多樣性群族（neurodiverse communities）為主要表演及創作者，包括智能障礙、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自閉症、妥瑞氏症等，都有機會成為團員。當時藝術總監布魯斯．格萊德溫曾說：「劇場既單純又美好，如此直接、誠實、生猛…。我們身處在技術不斷更迭、社交媒體當道的年代中，每個人都是內容創作者，但是能在物理上與觀眾們同在的，不是特效，不是宏大的布景，也不是什麼史詩般的敘事，是生命力、誠實和自發性。光是這些理由，我就認為劇場是值得在此時此刻追求的藝術形式。」
某些現實，也呼應了他的理想。2012年未能透過僅存的一點光看見《黃翊與庫卡》的許家峰，在5年後，終於透過重演時同步進行的口述影像「聽到了」。滯留島的《永動城市》已計畫進入兩廳院「實驗劇場」演出。空表演和生藝人也已展開新年度的工作坊計畫，新作指日可待。
許家峰也找到路回家了，甚至帶媽媽去看了他參與製作的《我是一個正常人》二部曲演出。我問他：「媽媽當時怎麼說呢？」
許家峰轉述媽媽的話說：「你們就是一群奇怪的人，住在一個奇怪的星球。」意外的有種直白的詩意與哲理吔！許家峰笑了出來，說：「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