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草】記者何宇軒報導
去（2024）年中國發生許多引發社會輿論關注的重大案件，包括 6 月蘇州有失業男子持刀刺傷兩名日本籍母子，導致試圖阻止的公車導護送醫不治；9 月廣東深圳發生日本學童遭刺死；上海沃爾瑪超市發生隨機持刀砍人，導致 3 人死亡；
單單 11 月，就出現湖南一輛轎車衝撞斑馬線上的行人，導致兩人當場死亡，一人受傷，肇事車輛當時是突然加速，導致行人躲避不及，慘不忍睹。廣東珠海爆發男子駕車衝撞路人，導致 35 人死亡等事件，廣東江門也出現大卡車司機駕車惡意衝撞多名紅燈前停車的機車騎士，沿途持續衝撞 4 公里，直到車輪卡住機車和遺體才停下，造成多人死亡。
這類隨機傷人、報復社會的事件，也被稱為「獻忠事件」。典故出自 17 世紀屠殺大量百姓的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在中國的階級鬥爭史觀中，張獻忠被認為是「封建時期的農民義軍領袖」，為官方背書的正面人物，較不會被網路審查封殺，這些無差別攻擊者具有報復社會的特性，因此有中國網路意見領袖將此類攻擊稱為「獻忠事件」。
這些孤狼犯案以及隨機殺人事件的當事人背景，投射出中國經濟下行造成的社會問題。例如蘇州攻擊刺傷日本母子的男子，以及深圳刺殺日本男童的兇手都屬於外地無業人員，年齡都約在 40 到 50 歲左右。
此外，日本人在中國遇襲的事件，更凸顯出中國操弄民族主義造成的問題。旅居美國的政治學者吳祚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多年來，民族主義一直是中國爭取國民支持、轉移社會矛盾的手段；由於中國社會貧富不均，若塑造一個共同的敵人，就可以轉移焦點。也有在日本居住多年的華人民眾對媒體表示，他觀察到日本媒體定調日人遇襲不是偶發事件，而是源於中國長期用「抗日神劇」等方式醜化日本人造成的。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曾偉峯表示，中國經濟下行的態勢，影響社會抗爭事件以及大型治安問題，而從民調顯示，中國民眾已經不再認為造成貧困的主因是個人努力不足，而在於機會不平等、歸咎於環境與結構。
曾偉峯：中國經濟下行，引發社會抗爭與治安問題
曾偉峯在由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等單位於本（1）月 7 日舉辦的「2024 年中國大陸情勢總結與未來發展趨勢觀察論壇」中提到，中國經濟經濟下行的態勢，進而影響社會抗爭事件以及大型治安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勞動市場表現不佳、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民生消費問題導致民心不穩；房地產低迷加上爛尾樓問題，企業減薪欠薪甚至裁員，讓民間抗爭衝突不斷；另外還爆發數個無差別攻擊事件。為因應社會不穩，中共推動強化社會自主管理的模式來減少社會治理成本，但目前成效有限。
在就業方面，曾偉峯舉出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表示，中國社會不平等在疫情這幾年增大、人民的所得差距越來越大。在 2022 年，農村地區貧富差距增加到 9.2 倍，創歷年新高。曾偉峯也舉出學者 Martin K. Whyte 與 Scott Rozelle 在 2024 年發布的民調資料表示，中國民眾對於社會不平等的看法正在轉變，從原本 10 年前認為貧困的主要原因是「個人努力不足」、「教育程度低」、覺得只要努力就可翻身；但 2023 年的民調卻顯示，中國民眾認為貧困的主因是機會不平等，而出身好、父母有錢才是致富關鍵；若沒有這樣的機會，自然就是「韭菜」、很難翻身。
曾偉峯分析，這樣的輿論翻轉，代表民眾將社會不平等歸咎於環境與結構，若此怪罪體制的趨勢持續，政府的維穩壓力也將越來越龐大。而經濟表現下滑與失業問題，更進而造成治安惡化。
體制內人員也出現抗爭，凸顯中國社會矛盾加劇
在維穩與社會抗爭方面，曾偉峯提到， 20 大後兩個重要的抗爭象徵符號：天橋上掛抗議布條的四通橋事件以及舉白紙表達對防疫政策不滿的白紙運動，這兩個符號仍然在 2024 年的中國社會出現。例如在湖南有青年模仿四通橋運動，在天橋上掛布條寫著「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不要領袖要選票」等，並使用音響播放「要自由，要民主，要選票！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等口號。此外， 10 月也發生廣東汕尾市人民醫院醫護人員因對獎金發放不滿，進而模仿白紙運動，舉著白紙稱「我要吃飯」、「我要生活」等，顯示 20 大後的兩個抗爭象徵符號——四通橋、白紙運動，影響力仍存在中國社會。
除了民間的抗爭，曾偉峯也提到較少被外界提到的「體制內（人員）抗爭」。例如在福建與山東都有基層「網格員」爆出欠薪問題，甚至有人被欠薪達半年以上，導致生活困難。2024年8月以來陸續還傳出有法院副院長在網路上實名舉報該市商人勾結紀委對其報復、福建有法官在網上發布影片公開舉報法院與黨組的長官花錢買官賣官；河北有派出所長網上公開舉報副縣長跟公安局黨委書記涉嫌違法等，這些來自體制內人員的抗爭，凸顯當前中國基層矛盾日益增加。
中國推動「社會自發管理」以減少維穩壓力，但成效有限
然而，社會治安與抗爭的風暴是否會對中共政權產生挑戰？曾偉峯直言，目前看來，上述社會問題仍處於可控階段，未引發重大維穩事件。針對這些問題，中共以推動「新時代楓橋經驗」的手段因應，也就是希望透過社會自發地管理達到社會和諧，減少政府管控的壓力；例如以志願者，搭配社區的熟人互相關照，或透過群眾互相監督的方式，來立即發現與處理治安問題、減少抗爭。但儘管如此，仍未見中國社會的抗爭與大型治安問題有所減少。
曾偉峯認為，未來可以觀察中國政府的基層財政是否可以支撐社會治理與管控。包括地方財政困窘，已讓許多基層工作人員不滿，甚至爆發體制內的抗爭，而強化管控將給地方極大的財政壓力，若財政能力不足，可能變成社會不滿的缺口，甚至讓維穩者轉成抗爭者，衝擊社會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