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現場的勞動力缺口，讓「無證移工」（註）成了農村的地下生存支柱。儘管台灣農業對這群勞動力有實質依賴，卻無法迴避其身份違法、行政失控與社會成本轉嫁的事實。該如何解決「人力需求」與「法治秩序」的衝突？
學者建議需從法規天條的鬆動、行政調度模式更具彈性下手；農民則認為，應在產地發起的互助與技術門檻轉型中，尋求讓地下人力重回法制監控的可能路徑。
學者：將「靈活移動」轉換成合法產能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所副教授劉黃麗娟指出，現行《就業服務法》中移工「不得影響本國人就業」以及「不得從事許可外工作」的兩大原則，制定之初是為了保護本國勞動力，但在農村人口流失、本土勞力已實質缺位的情況下，這些條文反而阻礙了對無證勞動力進行理性討論與法制改革的空間。
英國朴茨茅斯大學社會人文學院副教授 Isabelle Cockel 則分析，台灣對移工的治理受到歷史脈絡中「戶籍需與警政掛鉤」的觀念影響，雖然現今戶政已移交民政單位，但「人口流動即治安隱憂」的思維邏輯仍然存在。因為擔心移工在境內失控、流竄，政府傾向採取低效率的行政管制，如限定單一雇主與居住地，造成行政管制速度永遠追不上農村市場對人力的即時需求。
Cockel 指出，無證移工在非法市場中受歡迎的核心原因，在於他們具備極高的「機動性」，能精準對接農業生產中高強度、季節性的作業需求。與其投入行政資源限制移工行蹤，不如承認其「隨傳隨到的流動性」是農業生產的必要資源，並思考如何將這種靈活性轉化為合法的制度產能。
發展專業派遣，結合數位平台，收入依工種靈活調動
劉黃麗娟表示，穩定移工的收入並讓農家用得起、願意用，才能逐漸解決無證移工的問題。農業部雖然推動外展移工，但仍有人選擇離開，主因還是他們只能領取基本薪資。她建議農業部應參考目前已在推動的「看護型外展移工」模式，打破「綁定單一雇主」的從屬關係，由具備專業管理能力的機構負責聘僱並依照市場需求派工，需要服務的對象需依照不同工作時段、不同照護強度而支付不同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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