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一直到我1980年代讀大學的時候，從台灣看出去的世界學術景觀，是個腳踏車輪的模樣：美國（也許還包括英國、法國巴黎與西德的法蘭克福）是輪軸，從這些地方留學回來的學者和翻譯書刊是輪幅，而亞洲各國則是輪框。
當時我們想看到國際社會議題、思想潮流、重要學說、當代歷史等等，透過「輪幅」的引介相對容易。但是我們這些位於「輪框」的社會之間，例如台灣與日本、韓國、菲律賓等鄰國之間，要彼此深入認識反而比較困難，甚至常常要通過英文書寫、或歐美的新聞報導與學術研究才行。除了戒嚴時期的思想禁錮與資訊稀缺之外，這種「學術輪型結構」是重要的原因。
台灣與日本之間的隔閡尤其耐人尋味。除了台灣本地近年才逐漸凋零的經歷日治時期的日語世代之外，20世紀前半，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都有留日經驗，近代中文世界的無數事物是從近代日本借用來的，包括「哲學」、「社會」、「進化」這些詞彙的漢譯。
加上戰後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大量來自日本投資，與伴隨的各種人員與文化交流，可以說，台灣的各種族群對日本都不算陌生。
➤熟悉的日本社會，陌生的左翼視野
但是，我們對戰後日本的認識，一直有個巨大的盲點：戰後日本的社會運動與思想，尤其是1960年代反美日安保運動以來，圍繞著反戰、民主、和平等議題的大量社會動員以及相應的思想辯論。
這些戰後日本左翼的歷史，在反共白色恐怖之下的台灣，自然是無法談論的。但是，稍微敏感一點的人，總能在流行文化的各個邊邊角角看到這個盲點的線索：吉卜力動畫裡悲愴又複雜的反戰意識；村上春樹筆下百無聊賴男男女女的生活、那些同伴們總是在抗議的日子；推理大師松本清張筆下日美同盟體制的黑暗情事；尾瀨朗的漫畫《家》之中的三里塚抗爭事件等等。這些點點滴滴的共同背景，都是戰後日本的左翼學生抗議運動。
➤學運浪潮捲起的波瀾，跨海泛漣漪
解嚴前後興起的台灣社會運動，從日本取經的也不少。我學生時代參與草根環保運動，晚上在農家的晒穀場開說明會、放幻燈片跟鄉親談公害問題時，最能震撼人心的畫面，是美國攝影師尤金・史密斯（William Eugene Smith）的水俁病系列攝影。
1986年鹿港反杜邦運動群眾上街抗議時，最動人的標語，是黑底白字的手舉牌：「怨」。多年後，我才從當時協助鹿港民眾組織的朋友處知道，這個點子，來自他們私下流傳觀看的日本紀錄片工作者土本典昭所拍攝的一系列水俁病受害者抗爭的影片。
水俁病患者等公害受害者，從二次大戰沖繩戰役以來深受美軍基地之苦的琉球人，以及各式各樣在戰後日本彷彿一片經濟榮景的社會中的邊緣受害者，對這些人的關懷，也是戰後日本左翼學生運動的一部分。
1990年代我在美國留學時，開始有機會接觸到日本的左翼工運組織者。近十幾年來，在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教職上，更有機會與日本、韓國的學界同儕們藉由每年共同舉辦亞洲學生夏令營，更深入地彼此認識，漸漸補上了那個關於戰後日本左翼學運的盲點。
2011年311大地震與福島核災之後興起的反核抗議，以及2010年代中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推動修改日本憲法第九條「和平條款」時新興起的反戰抗議，或許讓更多人看到了戰後日本左翼傳統的一點遺緒。
那些年，我常常在日本郊區的火車站前看到70幾、80幾歲的志工在發傳單，宣傳反對重啟核電、反對廢除和平憲法。算起來，這些工運組織者、左翼教授、與街頭志工們多半都是廣義的「安保世代」──1960到70年代初上大學的世代。
相信民主、和平，反對尊卑貴賤的社會階序，反對右派否認日本的戰爭罪行，從而對曾受日本侵略的亞洲鄰國人民高度尊重，都是安保世代的共同政治信仰。除此之外，這些年來我認識的「安保世代」日本人有一些很顯著的共同精神面貌，對「爛英文」的自在是其中一個特徵。
東亞各國教育的缺陷使得一般人即使英語知識足夠，對於開口講英語卻高度焦慮，日本人尤其嚴重。例如，在夏令營中，即使來自台灣和日本的學生一樣英語講得不夠好，台灣學生比較容易克服焦慮、用爛英語加上比手畫腳來把事情表達清楚。日本學生卻往往因為擔心發音、文法不盡正確，而急得眼眶泛紅。
（本文作者於世新社發所任教時，與來自韓、日、泰、印尼等地的大學合辦亞洲學生夏令營「CENA,Civil Society Education Network in Asia」 試圖建立以市民社會教育、民主轉型教育推動為主的暑期學校。）
但是，我遇到的那些在街頭發傳單的日本大哥大姐們，幾乎沒有一個有「英語焦慮」。只要知道我們是外國人，他們都會很熱情地把自己僅有的一點英語拿出來，加上比手畫腳和手寫漢字，試圖解釋為何和平憲法或反核電是重要的公共議題、試圖跟我們交朋友。
顯然，為了自己的信念，「英語不夠好」對他們來說一點都不是障礙。對我們這種台灣「社運咖」來說，這樣的態度似乎透露著，他們生命中曾經為政治信念付出更多更多，以致於一點語言上的尷尬根本不算什麼。
➤浪花底下總有暗湧，浪潮退去徒留淡漠？
安保世代的大哥大姐們另一個共同點是：他們都很焦慮，日本的年輕世代為何這麼政治冷感？在聊天中，他們總是對我們出身台灣的人表示羨慕。台灣、韓國、香港，在他們看來，都比日本社會要有希望得多。至少我們這些社會有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願意站出來關心公共事務、參與示威抗議。
「那日本年輕人呢？」我總是會問。唉，這就說來話長了。確實每個世代也一直有些日本年輕人會關心公共事務，但是比起安保世代的日本人、比起同時代的台、韓、港，乃至泰國、菲律賓等亞洲國家，過去數十年日本經歷的是政治熱情嚴重匱乏的寒冬。
為什麼會這樣？安保世代學運的挫敗當然是其中的關鍵因素。
跟同時代的台灣與韓國不同，戰後日本儘管有著種種黑暗面，卻一直是資本主義陣營的東亞地區裡，唯一長期維持著言論自由的國家。在威權統治之下，韓國與台灣的反對運動總得想方設法躲避特務監控和思想審查時，日本的反對運動跟同時代在西歐北美（以及當代台灣）的反對運動類似，想說什麼、想主張什麼、想自我標榜是哪黨哪派，都能儘管去主張。至於能不能說服群眾、吸引到志同道合者，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此，日本反安保運動中，尤其在學生之間，出現大量在那個時代看來一個比一個更激烈、更決絕、更徹底的派別。他們紛紛主張透過這種或那種路徑，徹底地推翻現行的社會政治體制，通向真正的民主與和平。
然而，組成這些派別的，畢竟絕大多數是二十幾歲的學生。在真誠的激烈決絕之中，不可避免地同時也有各種浮誇不實、無原則的宗派鬥爭，以及其他任何不成熟的運動幾乎都有的缺陷。
➤將視線移回亞洲，聚焦彼此，自我補課
曾經歷過去三、四十年台灣民主運動、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的人，或許都能在《1968：日本現代史的轉捩點，席捲日本的革命浪潮》（以下簡稱《1968》）這本書中辨識出，在台灣曾經出現過的運動內部的問題。這些問題導致的影響，嚴重到從1970年代至今，儘管日本社會出現過一個又一個嚴峻的挑戰，絕大多數人民還是對參與政治改革不信任且冷感。
這些問題無法提到公共議程上，以眾人之力試圖解決，種種問題往往化為個人的困頓與悲劇。如果這些狀況會發生在《1968》所呈現的那個時代結束後的日本，我們不得不擔心，未來會不會也出現在我們身處的社會中。
小熊英二本人不屬於安保世代，他殫精竭慮所寫出的《1968》並不是一部英雄史詩，也不是要臧否人物事蹟。相反的，他總是試圖在記錄從激昂到荒誕的各種史實時，也為歷史中的人事物尋求社會性的解釋。換句話說，是嘗試將他們看成與你我一樣，眼界被所處的時空所限制、但又試圖打造自己的歷史。
在小熊英二之前，「1968」這個年代在台灣知識界往往被不假思索地看成是世界青年革命的年代，但那個「世界」，主要侷限在反越戰運動高漲的美國，以及1968年5月街頭築滿路障的法國。
小熊英二的《1968》首度把這個年代的主舞台放到亞洲社會裡，把角色設定為東亞社會中的青年。在多年來受到日本反安保抗爭的種種間接影響的台灣，認識這段經歷不僅僅補足了我們的歷史盲點，也提供了我們反思自己社會中種種改革運動的充沛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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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小熊英二 1962年生於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博士，現為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是日本著名的歷史社會學家。1996年以《單一民族神話的起源：日本人自畫像的系譜》獲得三得利學藝獎；2003年以《「民主」與「愛國」：戰後日本的民族主義與公共性》獲得每日出版文化獎、大佛次郎論壇獎；2010年以《1968》獲得角川財團學藝獎；2013年以《如何改變社會》獲得中央公論社新書大獎；2015年以《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獲得新潮社小林秀雄獎。另著有《「日本人」的界限：沖繩・愛努・台灣・朝鮮，從殖民地支配到復歸運動》等書。他執導的311福島核災議題紀錄片《首相官邸前的人們》於2015年公開上映，並於2016年得到日本映畫復興獎勵獎。 |
1968：日本現代史的轉捩點，席捲日本的革命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