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權欣
資深媒體人，曾獲客家新聞獎、兩岸新聞報導獎、吳舜文新聞獎及曾虛白新聞獎等，目前亦是客家委員會諮詢委員。
在一次重讀清史與新竹市前市長蔡仁堅等人閒聊的過程中，談起清領時期與新竹地區相關的行政首長。這段歷史看似久遠，卻蘊含許多耐人尋味的故事：有人死後成為土地公，有人成為城隍爺，甚至有人被奉為活菩薩。這些官員在清代一百零三任淡水同知之中，至少有四位深受百姓景仰，死後被立祿位或建生祠，香火綿延北台灣。然而，這些感人的片段卻在教科書中不見蹤影。
教科書未寫的歷史
台灣學生熟知的名字多半是劉銘傳、林則徐等高階官員，但真正與百姓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卻是同知、知縣之類的基層官吏。他們修城築廟、化解械鬥、推行善政，卻往往被歷史忽略，只能從地方志、碑刻或寺廟祀典中尋覓線索。這種反差，正映照出台灣推動本土教育時的一種諷刺。
四位受景仰的同知
在桃竹苗地區的研究裡，最常被提起的清代官吏有四人──李慎彝、李嗣鄴、曹謹與曹士桂。他們皆曾任新竹知縣，因政績卓著升任淡水同知。奇妙的是，四人中兩姓李、兩姓曹，後人還留有「歌罷前曹歌後曹」的口傳。
其中，李慎彝任職最久，且本身是客家人，與地方淵源最深。他不僅為人稱頌，甚至在苗栗三灣鄉被奉為土地公，顯見百姓的愛戴。
「獅頭山」的命名
根據三灣鄉志，1826年，道光年間，李慎彝前往祭天湖（今三灣）祭山時，遠眺群山，見一山形似雄獅昂首，因而命名為「獅頭山」。今日新竹、苗栗交界的信仰重鎮，便因此而得名。
湖口人耳熟能詳的一首風水詩：「大地生在大湖口，有個金獅朝北斗……」相傳出自「唐山李博皮」之口，其實這位「李博皮」，正是淡水同知李慎彝的化名。
新竹城的營建者
1756年，淡水廳署遷至竹塹，新竹成為北台灣政經中心。但因械鬥與原民出草，城池逐漸破敗。1827年，李慎彝下令以石磚重建竹塹城，興築東南西北四門與城樓，奠定今日新竹城基礎。
他也酷愛建廟，新竹東寧宮的前身「東嶽廟」，以及竹北蓮華寺的規劃，都與他有關。竹東惠昌宮至今仍保存他於道光七年親題的匾額「植良鋤莠」。
李嗣鄴與曹家二人
接任者李嗣鄴的祿位雖少，但仍在北埔慈天宮供奉，與姜秀鑾並列。
至於曹謹與曹士桂，傳說更添神異。曹謹在同治年間逝世前，竟自言將奉命為新竹城隍，並提前準備後事。果然如言而終，當夜城隍廟鑼鼓無故自鳴，後人遂奉他為城隍爺。這段故事至今仍為地方人口耳相傳。
曹士桂則在任內平息械鬥，九個月不曾重刑一人。他留下的《宦海日記》，成為研究台灣風土的重要資料。死後同樣傳說化為新竹城隍，足見其德政感人。
信仰與記憶的交錯
今日的高雄鳳山曹公廟，仍供奉曹謹；而新竹、苗栗的廟宇，也可見李慎彝的祿位。這些被百姓視為「好官」的清代同知，早已跨越歷史的疆界，從政績留名，進一步走進信仰與民間記憶。
新竹城隍的故事，正史與文史各自書寫不同的面貌。正史強調制度、秩序與官方祭祀，而文史則保存了百姓對好官的情感投射，將其化為神祇，融入地方信仰。兩者雖有分歧，卻並不矛盾：一是國家治理的紀錄，一是民心流傳的記憶。唯有並讀兩者，才能理解新竹城隍廟背後，那份制度與民心交織的深厚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