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羅世宏
畢業於倫敦政經學院，立志不做大官，也不做大事。平日最喜歡做的事是閱讀、思考和寫作。最大的缺點是「好為人師」。
距今正好40年，1985年7月13日，一場被稱為「音樂史上最大規模慈善演唱會」的Live Aid，在倫敦溫布利與費城JFK體育場同時登場。那一天，不只是搖滾的盛典，更是一場人道關懷的全球動員。40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再次回望那場演唱會活動，不僅感受到音樂的力量，也意識到媒體科技如何串連世界、文化記憶如何跨代共鳴。
Live Aid之所以能被稱為歷史性事件，關鍵不在於它集結了皇后合唱團（Queen）、大衛・鮑伊（David Bowie）、保羅・麥卡尼（Paul McCartney）、U2、瑪丹娜（Madonna）等超級巨星，而在於其背後的動機：為衣索比亞饑荒籌款。
這場由巴布・蓋爾多夫（Bob Geldof）與米奇・尤爾（Midge Ure）號召的演出，延續1984年聖誕單曲〈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所掀起的公益浪潮，將搖滾音樂轉化為慈善社會運動的利器。
當年這場持續16小時、橫跨倫敦與費城的演唱會，不僅籌募了數億美元的援助資金，也促成西方國家捐贈糧食給非洲地區，更讓「人道關懷」首次成為西方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這樣的歷史背景，對照當代世界政治的自私與冷漠，更顯Live Aid的難能可貴。
雖然這場慈善行動無可避免地帶有西方拯救非洲的「白人救世主」敘事，但它喚起的同理心與捐款行動，仍是空前絕後的壯舉。
「那是一個所有人都聽同樣電台、看同樣樂團的時代。我們非去不可。」現年57歲的露西・史旺森（Lucy Swanson），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如此回憶當年與好友同往溫布利現場的情景。Live Aid不只是音樂演出，更是一場文化事件——它將一整個世代的音樂品味、價值信仰與社會關懷凝聚在一起。
Live Aid以音樂凝聚世代認同，傳遞文化記憶。例如，2018年電影《波希米亞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重現皇后合唱團在Live Aid的經典演出，使得許多年輕世代第一次認識那個舞台上的佛萊迪・墨裘瑞（Freddie Mercury），也喚起工作人員如黛比・巴克斯特（Debbie Baxter）對於自己參與歷史現場的驕傲。
若沒有衛星科技與跨國電視轉播，Live Aid不可能成為一場「全球凝視」的媒體事件。當天透過BBC與ABC等系統播出，利用衛星科技向150個國家轉播，全球約有19億人同步觀看的媒體事件。
菲爾・柯林斯（Phil Collins）當天飛越3500英里，成為唯一在倫敦與費城兩地同日演出的音樂人。他搭乘的協和客機穿越大西洋，象徵Live Aid試圖跨越國界、以音樂為世界接線的願景。同樣令人動容的，是大衛・鮑伊放棄演出時間，選擇播出一段描繪衣索比亞饑荒的影片後所引發捐款熱潮。
當今的全球局勢使我們更加懷念當年那種「只因為是對的事，就去做」的精神。正如蓋爾多夫最近受訪時毫不客氣地抨擊，全球最強大的國家現在將原本用於援助世界最脆弱群體的資源「推入碎木機」——Live Aid的精神與今日強權國家作為的反差，令人省思。
或許，我們需要的不只是對過去的回憶，而是重拾那種透過音樂與慈善行動來改變世界的集體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