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球人口快速老化、出生率下降，長照已成各國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臺灣也將在今年步入超高齡社會，代表 65 歲以上人口突破 20%，每 5 人就有 1 人是高齡者。誰來照顧、怎麼照顧，以及這樣的照顧安排能否長久，是社會必須正視的課題。
明年（2026），臺灣預計啟動長照 3.0，服務量與預算持續增加，但照顧人力不足、資源分配不均、高度仰賴外籍看護工卻欠缺制度保障等問題，仍有待解決。
3 月底， 臺灣照顧學會 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德國不萊梅大學合辦「東亞與歐洲照顧政策的比較」年會，邀集國內外學者，深入對比臺灣、東亞與歐洲長照政策現況，並探討在長照需求升高、財源壓力加劇、照顧人力短缺等挑戰下的應對之道。
人力不足在臺灣：移工支撐長照卻缺乏保障、工作風險高
各國都面臨照顧人力短缺的壓力，移工已成為照顧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力。然而，制度一方面仰賴移工的長時間付出，另一方面對這些勞動者的保障卻依舊不足。
以臺灣來說，政府自 2000 年起陸續推動各項長照計畫與政策，服務人數逐步擴大。但根據勞動部統計，截至今年 1 月底，全臺家庭聘僱的外籍看護工已達 197742 人，顯示在現行長照制度外，仍有大量家庭仰賴移工照顧家人。
年會上， 婦女新知基金會 祕書長覃玉蓉指出，臺灣約有 1/4 的長照需求是由外籍家庭看護工支撐，這些移工以女性為主，她們往往會與雇主同住，不僅 上下班時間難以區隔 、 缺乏隱私與基本保障 ，也可能面臨 性騷擾或性侵害的風險 。
並且，移工一旦懷孕，就可能會遭到解僱或被遣返回國，然而她們為了來臺工作，往往已向仲介支付龐大的費用，尚未償還，反而回到家鄉要背負更沉重的債務。
覃玉蓉說，臺灣約有 93000 名本國籍的照顧服務員從事居家服務，照顧將近 36 萬民眾，「若能將現有的家庭看護移工正式化，納入公共照顧體系，儘管短期內成本會增加，長期來看卻能回應照顧勞動力短缺的問題。」
人力不足在國際：移工政策模糊、監督機制難落實、 培訓資源有限
人力問題也出現在德國及奧地利。德國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政治學教授萊伯（Simone Leiber）指出，德國至今 尚未 建立家庭照顧移工的明確政策，許多來自東歐的女性移工進到家庭工作，都處於法律模糊地帶。儘管先前有專責小組建議，應讓家庭直接聘僱移工，並將工時等勞動條件納入法規，但後續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奧地利則在 2007 年將家庭看護移工合法化為「自僱者」，並設有窗口監管移工市場。然而，由於缺乏工時限制、監督機制與休息安排，實際上勞動保障仍有限。
萊伯觀察到，無論是臺灣、德國或奧地利，家庭看護移工的勞權都普遍受到忽視。高工時的照顧需求、仲介市場的勢力，以及各方對移工勞權的歧見，讓制度改革難以取得共識，這些挑戰目前沒有完美解答，仍需持續對話與討論。
日本的情況相對特殊。日本千葉大學社會科學院教授小川玲子提到，過去法律不允許家庭聘請外籍看護，所有移工必須透過照顧機構聘用，在機構內工作。
日本目前引進外籍照顧人力的主要管道有 3 種：與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簽訂的「經濟夥伴協定」（EPA）、針對外國人才的「技能實習制度」（TITP）以及「國際學生與特定技能制度」（SSW）。其中，EPA 提供最完整的語言與照顧訓練，而無論走哪種管道，移工都必須考上「介護福祉士」（照服員）證照，才能永久留在日本工作。
小川玲子說明，不同制度下對語言能力等要求也不同，EPA 的門檻最高，實際參與人數有限，但政府會補助機構聘請日文教師、為移工安排課程，資源最豐富。相較之下，TITP 和 SSW 的規模較大，卻也出現過機構資源不足、培訓不全，甚至移工在實習過程遭剝削等問題。
另一方面，日本的居家照顧同樣也面臨人力短缺。實際上，厚生勞動省從今年起 鬆綁法規 ，允許移工進入家庭提供照顧。小川玲子說：「日本的做法與許多國家相反，他們傾向讓移工制度化，我們希望移工能轉為非正式的助力。」
日本推動「共同生產」，打造社區照顧生活圈
在少子高齡化且資源有限下，社區照顧也成為現代社會重新想像長照制度的方向。年會上，日本大阪大學人類科學研究科教授斉藤弥生分享「共同生產」（co-production）概念，透過專業人員、居民與志工等人的共同規劃與執行，發展出貼近在地需求的照顧模式。居民不只是被照顧者，更能積極參與對話與決策。
實際上，類似的模式從早年就有。以名古屋的「 南醫療生活協同組合 」為例，該組織從 1961 年成立，以「合作社」的形式經營，由居民共同出資、參與決策，並與在地組織合作，逐漸發展出涵蓋醫院診所、日間照顧、社會福利、共生住宅、社交活動等多元服務。
該官網中提到，組織內部還有「班會」制度，只要有 3 名社員就能組成，共同開展各種活動，如乳癌或子宮頸癌的衛教課程、視力保健講座、香氛舒壓工作坊等。
當社員生活遇到困難時，也可以透過「互助留言單」反映需求。例如，曾有行動不便的獨居長者，希望有人能幫忙整理庭院的雜草，收到訊息後，內部便邀集同一地區的 10 個居民前去協助。不僅實際解決問題，也透過互助認識彼此，觸及到獨居長者的生活狀況，成為制度外的重要支持。
此外，由農民與農會組成的「 JA 長野厚生連 」，也在 1950 年代開始設立醫院，協助解決農村醫療資源匱乏的困境。當時，醫生與護理師不僅在醫院工作，也走進各地村落宣導健康知識，與居民共同舉辦健康促進會議，並推選出「健康領導人」，推動疾病預防與健康檢查，記錄村民的健康狀況。
斉藤弥生表示，日本政府正持續推動「 社區整合照護體系 」（地域包括ケアシステム），目標是讓長者即使身體功能退化，也能留在熟悉的社區中生活，並在半小時內獲得所需的醫療、照護與生活支援等服務，無須住進機構。而這些居民共治、由下而上的模式，或許有助於建立更具韌性的長照服務。
長照基金從哪來？稅收還是保險？照顧成本上升，臺灣應即早準備
在長照制度設計中，財源從哪裡來、由誰負擔、如何分配、能否永續，一直是政策制定的核心議題，也是各國持續辯證的焦點。
現行臺灣長照基金採賦稅制，主要財源包括房地合一稅、菸稅，以及遺產及贈與稅等。近年也有政黨主張國內應改為 保險制 ，但社會共識尚未形成。荷蘭便是採取社會保險制，財源主要由民眾繳納保費及政府財政補助，保費全額由被保險人負擔；日本偏向混合制，財源一半來自稅收、另一半來自保費，由勞雇雙方負擔各半。
年會上，針對臺灣長照是否適合轉向保險制，衛福部長照司副司長吳希文指出，目前國內長照財源還很穩定。德國不來梅大學教授羅特剛（Heinz Rothgang）則提醒，臺灣未來勢必面臨照顧成本持續上升的壓力，無論如何都應及早做好準備。
羅特剛也強調，「一個國家行得通的制度，不代表在另一個國家也適用」，建議制度選擇必須結合在地條件與社會脈絡審慎評估。
韓國仁川國立大學社會福利系正教授全永浩（Yongho Chon，音譯）呼籲，面對未來人口老化與經濟成長趨緩，臺灣應盡快建立財政可持續的長照系統，且政府應扮演關鍵角色，擴大服務覆蓋率、加強照顧人力的培訓，並將長照預算納入政策討論的核心。
覃玉蓉亦指出，無論選擇賦稅制或保險制，更重要的是思考資源怎麼重新分配，才能真正落實社會公平；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助理教授李韶芬則強調，政府應建立完整的照顧專業人員制度，並保障家庭看護移工的權益，才能有效回應照顧人力不足的挑戰。
當前各國面臨的長照挑戰，除了財源與人力短缺，也會碰到城鄉資源落差、服務破碎化與服務品質不一等問題。綜合與會者的觀點，在臺灣即將邁入長照 3.0 之際，更需要從制度設計、服務整合到資源分配，重新思考如何回應國人的照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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